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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汉·郦炎

大道夷且长,窘路狭且促。
修翼无卑栖,远趾不步局。
舒吾陵霄羽,奋此千里足。
超迈绝尘驱,倏忽谁能逐。
贤愚岂常类,禀性在清浊。
富贵有人籍,贫贱无天录。
通塞苟由己,志士不相卜。
陈平敖里社,韩信钓河曲。
终居天下宰,食此万钟禄。
德音流千载,功名重山岳。

灵芝生河洲,动摇因洪波。
兰荣一何晚,严霜瘁其柯。
哀哉二芳草,不值泰山阿。
文质道所贵,遭时用有嘉。
绛灌临衡宰,谓谊崇浮华。
贤才抑不用,远投荆南沙。
抱玉乘龙骥,不逢乐与和。
安得孔仲尼,为世陈四科。


鉴赏
  郦炎,字文胜,范阳人,《后汉书》有传,今存诗仅此两首。此诗约写于他二十岁左右时,当时州郡举荐他为孝廉,又征召他为右北平从事祭酒,他都一一辞去,并写下了这两首诗以见其志。
  第一首的前八句可为一段,作者将“大道”与“窘路”对举,表明自己要走的是宽广的人生道路,不愿走狭窄的小道,因为他志向远大,如同大鹏之鸟,其翼如垂天之云,不愿栖止于卑小之地,以免让狭窄局促的小路局限着自己举足千里的步武。他要在大自然中舒展自己凌霄薄天的翅膀,放开千里之足,超世绝尘,一鸣惊人,一飞冲天,倏忽之间,令人难以追踪。“贤愚岂常类”以下六句,说明他根本不相信“生死有命,富贵在天”那一套,他认为尽管人的贤愚有别,但并非贤者自贤,愚者自愚,关键看自己的秉性如何。秉性清则志向高洁,秉性浊则品格卑污,人的命运并非掌握在上天手里。只不过人富贵了就名登史册,贫贱者则名不见经传罢了。郦炎生活的东汉时代,统治者极力鼓吹“君权神授”,宣传“天人感应”和谶纬迷信。郦炎反对“生死有命,富贵在天”,是与官方哲学针锋相对的。“通塞苟由己,志士不相卜”两句,顶上两句而来,作者要主宰自己的命运,故说贫与富、穷与通若由自己主宰,那么有志之士也就用不着相面占卜了。此处暗用了战国时蔡泽的典故,蔡泽在干谒诸侯未被进用时,曾找唐举相面。唐举见他一副丑陋不堪的怪相,嘲戏他说:“吾闻圣人不相,殆先生乎?”蔡泽说:“富贵我所自有,吾所不知者寿也,愿闻之。”后来蔡泽西入秦,取范雎而代之,夺取了相位。(见《史记·范雎蔡泽列传》)由此看来,人的“通塞”最终还是“由己”的。
  末尾六句,以西汉初的历史人物陈平、韩信为例,说明有大志者终能成就一番大事业。陈平在里社(家乡),因家贫,富人都不肯把女儿嫁给他。(敖,通“傲”,这里是被动用法,即“见傲”之意)后依刘邦,为其六出奇计,屡建大功,封侯拜相。韩信始为布衣时,家贫无行,曾钓于淮阴城后,依刘邦后,军功卓著,被封为齐王。故诗中说他们“终为天下宰,食此万钟禄,德音流千载,功名重岳。”看来郦炎的辞官,并非想高蹈遗世,做一名隐士,而是在宦官贵戚把持政权、朝政日非的桓、灵时代,他对黑暗的现实有所觉察,不愿为五斗米折腰,其“志气”在此。
  第二首开头以芝兰为比兴,寄寓着自己生不逢时的感慨。灵芝生在河流的洲渚之中,往往因遭到洪波的冲击而动摇其根本;兰所以开放得晚,是因为严霜摧残了它的枝条,它们都是生非其地、生非其
时。如果“二芳”生在泰山之阿,那又是另一种光景了。“文质”两句一转,由物及人。意谓一个文质兼备的人虽为世道所贵重,但只有为时所用才能发挥其长。下文以贾谊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,贾谊乃洛阳才子,才华出众,入仕后一年三迁,屡为朝廷更定法令,颇得汉文帝的器重,文帝准备委以重任,授与公卿之位。绛侯周勃、灌婴等元老却反对贾谊,诋毁他“年少初学,专欲擅权,纷乱诸事。”(《汉书·贾谊传》)于是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,远适荆南。“绛灌临衡宰”以下四句,所概括的就是这段史实,可见“贤才抑不用”的现象是不乏其例的。“抱玉乘龙骥”两句,进一步抒发贤才不被知遇的感慨。璞玉不遇卞和,则不知其宝;千里马不遇伯乐,连驽马也不如;英才不遇明主,也难以施展其抱负。这是郦炎辞辟的另一原因。结尾两句是收煞,作者希望在这混浊的时代能有像孔子那样的圣人出来,列出德行、政事、文学、言语四科,以四科优劣取士,这是作者选拔人才的主张。
  郦炎的《见志诗》,在诗歌史上应占有一席地位,它不仅在思想上闪耀着要求主宰自己命运和反对官方哲学的光辉,而且在艺术上成就也较高。西汉时代的五言诗,作者大多不可靠,所以刘勰说“辞人遗翰,莫见五言,故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。”(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)东汉的文人五言诗,在郦炎之前,艺术上较成功的很少,所以钟嵘《诗品序》云:“东京二百载中,惟班固咏史》,质木无文。”班固的《咏史》诗写缇萦救父的故事,概据本传,不加藻饰,诗歌形象较差,故有“质木无文’之讥。郦炎的《见志诗》,在抒写自己的志气与怀抱时,多用形象化的比拟,“大道”、“窘路”、“修翼”、“远趾”、“陵霄羽”、“千里足”等等,都带有象喻性。灵芝、兰花,亦含兴寄,钟嵘《诗品》说:“文胜托咏灵芝,寄怀不浅。”有了兴寄,就大大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艺术表现力,克服了“质木无文”的现象。又加此诗志气豪迈高远,“舒吾陵霄羽,奋此千里足”等句,大有睥睨千古、逸气干云之概,故显得“梗概多气”。在这方面,它影响到建安诗歌。许学夷《诗源辩体》卷三云:“赵壹、郦炎、孔融秦嘉五言,俱渐见作用之迹,盖其时已与建安相接矣。”这话说得不错。所谓“作用之迹”,是思致的安排,实指诗歌的藻饰以及字面、韵脚的讲求。《见志诗》词采朴茂,读之琅琅上口,这与诗歌形式的讲究有关。
  郦炎的《见志诗》,甚至对左思的《咏史》也有一定影响,《见志诗》涉及历史人物七八人,但他并非意在咏史,而是以咏史见志。开左思“名为咏史,实为咏怀”的先河。他们的咏史都是以史事证己意,篇中的历史人物不过是咏怀述志的媒介。郦炎“舒吾陵霄羽,奋此千里足”之句,与左思“振衣千仞岗,濯足万里流”何其相似乃尔。“灵芝生河洲”以下六句,与左思《咏史》诗的“郁郁涧底松,离离山上苗。以彼径寸茎,萌此百尺条。世胄蹑高位,英俊沉下僚”数句,兴寄全然相同,此点应值得注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