芙蓉，江东呼荷。”
⑷国色：倾国之色。原意为一国中姿容最美的女子，此指牡丹花色卓绝，艳丽高贵。李濬《松窗杂录》：“上颇好诗，因问脩己曰：‘今京邑传唱牡丹花诗，谁为首出？’ 脩己对曰：‘臣尝闻公卿间多吟赏中书舍人李正封诗曰：“天香夜染衣，国色朝酣酒。”’上闻之，嗟赏移时。”吴钢、张天池《刘禹锡诗文选注》认为此为作者用来喻指革新人士。
⑸“花开”句：说明唐代观赏牡丹风气极盛。李肇《唐国史补》卷中：“京城贵游尚牡丹，三十余年矣。每春暮，车马若狂，以不耽玩为耻。执金吾铺官围外，寺观种以求利，一本有直数万者。元和末，韩令始至长安，居第有之，遽命劚去，曰：‘吾岂效儿女子耶！’”白居易《买花》：“帝城春欲暮，喧喧车马度。共道牡丹时，相随买花去。贵贱无常价，酬直看花数：灼灼百朵红，戋戋五束素。上张幄幕庇，旁织巴篱护。水洒复泥封，移来色如故。家家习为俗，人人迷不悟。”京城：一般认为是指长安，但刘锬编的《咏花古诗欣赏》、鲍思陶等编的《中国名胜诗联精鉴》以及谢明等编的《历代咏物诗选读》认为此诗中的京城是指洛阳。
赏析
　　此诗乃赞颂牡丹之作，其赞颂之手法，乃用抑彼扬此的反衬之法。诗人没有从正面描写牡丹的姿色，而是从侧面来写牡丹。诗一开始先评赏芍药和芙蕖。芍药与芙蕖本是为人所喜爱的花卉，然而诗人赞颂牡丹，乃用“芍药妖无格”和“芙蕖净少情”以衬托牡丹之高标格和富于情韵之美。“芍药”，本来同样是一种具有观赏价值的花卉，但据说到了唐代武则天以后，“牡丹始盛而芍药之艳衰” （王禹傅《芍药诗序》）。以至有人将牡丹比为“花王”，把芍药比作“近侍”。此处，刘禹锡也怀着主观感情，把芍药说成虽妖娆但格调不高。“芙蕖”，是在诗文中常以清高洁净的面目出现的花卉，但刘禹锡大概因为她亭亭玉立于池面之中，令人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缘故，说她纯洁而寡情。这里暗示了牡丹兼具妖、净、格、情四种资质，可谓花中之最美者。
　　前两句用的是抑彼扬此的手法，为牡丹的出现作铺垫，而第三句笔锋一转，从正面赞颂牡丹。“唯有”一词，突出强调了只有牡丹才配称“真国色”，表明了诗人对牡丹的偏爱。“国色天香”则成了当时对牡丹的定评，也为后人所乐于接受和沿用。牡丹是花中之王，“百般颜色百般香”（邵雍《牡丹吟》）。但此诗却只字未提牡丹的色香，仅说“花开时节动京城”。这句表现了人们倾城而出观赏牡丹的热闹景象，以此赞颂牡丹为人赏爱的倾国之色。牡丹在诗人眼里，她姿色超群，是国中最佳“美人”。由于牡丹具有无与伦比的姿色，竞使得花开时节京城轰动，人们竞相品赏，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时尚，说出了多数人的心声。这里“动”字用得极妙，仿佛使人看到了当时人们为了观赏牡丹而万人空巷、人头攒动的生动场面。
　　这短短四句诗，写了三种名花，而其中又深含了诗人丰富的审美思想。诗人没有忘记对芍药与荷花美好一面的赞誉，却又突出了牡丹的姿色，令人玩味无穷。作为花木，本来无所谓格调高下和感情的多寡，但诗人用拟人化和烘托的手法，巧妙生动地把自然美变成了艺术美，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
创作背景
　　牡丹是中国特产的名花，春末开花，花大而美。唐代高宗、武后时始从汾晋（今山西汾河流域）移植于京城，玄宗时犹视为珍品。此诗即写唐人赏牡丹的盛况。关于此诗的创作时间与地点，由陶敏、陶红雨校注的《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》根据诗中用李正封“国色”之语推测此诗为大和二年（828年）至五年831年作者在长安所作；瞿蜕园的《刘禹锡集笺证》认为，此诗作于唐大和年间作者重入长安之时；高志忠的《刘禹锡诗编年校注》认为，此诗与《浑侍中宅牡丹》作于同时；吴钢、张天池《刘禹锡诗文选注》疑此诗为永贞革新时所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