、心与物联系在一起。以拟人的笔法铺叙蝉的美德、从蝉的形态习性写起，写蝉适应季节的变化，随季节、气候的变化而出现；写蝉翼甚薄，蝉目常开，“不以道昏而昧其视，不以俗厚而易其真”。诗人谓之具有“君子达人之高行”。因为蝉有这样的美德，所以诗人才引蝉自喻，以蝉为自己的人格化身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物色》云：“情以物迁，辞以情发。一叶且或迎意，虫声有足引心。”骆宾王以蝉喻己，顾影自怜，正是感物联类，情以物迁。从骆宾王作于同时期的《萤火赋序》中也可印证此论断：“物有感而情动，迹或均而心异。响必应之于同声，道固从之于同类。”诗人的体验说明了感物生情的道理，人的审美心理结构与自然之物的某种同构对应。诗人咏蝉之妙，不仅在于符合同构对应的原理，而且还在于蝉意象所包涵的丰富的文化内蕴。
　　诗歌鉴赏
　　此诗起二句在句法上用对偶句，在作法上则用起兴的手法，以蝉声来逗起客思，诗一开始即点出秋蝉高唱，触耳惊心。接下来就点出诗人在狱中深深怀想家园。三、四两句，一句说蝉，一句说自己，用“那堪”和“来对”构成流水对，把物我联系在一起。诗人几次讽谏武则天，以至下狱。大好的青春，经历了政治上的种种折磨已经消逝，头上增添了星星白发。在狱中看到这高唱的秋蝉，还是两鬓乌玄，两两对照，不禁自伤老大，同时更因此回想到自己少年时代，也何尝不如秋蝉的高唱，而今一事无成，甚至入狱。就在这十个字中，诗人动作比兴的方法，把这分凄恻的感情，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出来。同时，白头吟又是乐府曲名。相传西汉时司马相如对卓文君爱情不专后，卓文君作《白头吟》以自伤。其诗云：“凄凄重凄凄，嫁娶不须啼，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。”（见《西京杂记》）这里，诗人巧妙地运用了这一典故，进一步比喻执政者辜负了诗人对国家一片忠有之忱。“白头吟”三字于此起了双关的作用，比原意更深入一层。十字之中，什么悲呀愁呀这一类明点的字眼一个不用，意在言外，充分显示了诗的含蓄之美。
　　接下来五六两句，纯用“比”体。两句中无一字不在说蝉，也无一字不在说自己。“露重”“风多”比喻环境的压力，“飞难进”比喻政治上的不得意，“响易沉”比喻言论上的受压制。蝉如此，诗人也如此，物我在这里打成一片，融混而不可分了。咏物诗写到如此境界，才算是“寄托遥深”。
　　诗人在写这首诗时，由于感情充沛，功力深至，故虽在将近结束之时，还是力有余劲。第七句再接再厉，仍用比体。秋蝉高居树上，餐风饮露，没有人相信它不食人间烟火。这句诗人喻高洁的品性，不为时人所了解，相反地还被诬陷入狱，“无人信高洁”之语，也是对坐赃的辩白。然而正如战国时楚屈原《离骚》中所说：“世混浊而不分兮，好蔽美而嫉妒”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没有一个人来替诗人雪冤。“卿须怜我我怜卿”，意谓：只有蝉能为我而高唱，也只有我能为蝉而长吟。末句用问句的方式，蝉与诗人又浑然一体了。
　　好诗，不但要有诗眼，以放“灵光”，而且有时须作“龙吟”，以发“仙声”。对照杨炯的《从军行》与杜甫《蜀相》，两诗若无“宁为百夫长，胜作一书生”，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”这样的“龙吟”句殿后，直抒胸臆，剖献“诗心”，则全篇就木然无光了。此诗亦然，尾联诗人愤情冲天，勃发“龙吟”，喷出蕴蓄许久的真情：“无人信高洁，谁为表予心”，遂脱去了前三联罩裹诗句的“蝉身”，使人看到了作者洁纯无瑕的报国诚心，这颗诚心恰如其《序》所说，乃“有目斯开、不以道昏而昧其视，有翼自薄，不以俗厚而易其真。吟乔树之微风，韵姿天纵；饮高秋之坠露，清畏人知。”不以世俗更易秉性，宁饮坠露也要保持“韵姿”。正是这裂帛一问，才使《在狱咏蝉》成为唐诗的卓荦名篇，超然于初唐诸宫体艳诗之上。
　　这首诗作于患难之中，感情充沛，取譬明切，用典自然，语多双关，于咏物中寄情寓兴，由物到人，由人及物，达到了物我一体的境界，是咏物诗中的名作。
创作背景
　　这首诗作于唐高宗仪凤三年（678年）。当年，屈居下僚十多年而刚升为侍御史的骆宾王因上疏论事触忤武后，遭诬，以贪赃罪名下狱。闻一多先生说，骆宾王“天生一副侠骨，专喜欢管闲事，打抱不平、杀人报仇、革命，帮痴心女子打负心汉”（《宫体诗的自赎》）。这些话道出了骆宾王下狱的根本原因。他敢抗上司、敢动刀笔，于是被当权者以“贪赃”与“触忤武后”的罪名收系下狱。此诗是骆宾王身陷囹圄之作。